作者：Merkle3s Capital，来源：@Merkle3sCapital

引言：从“稳定币不能计息”到“竞争方式被重写”

围绕美国《CLARITY 加密货币市场结构法案》的讨论，正在被一种高度简化、甚至情绪化的叙事主导：

稳定币不能计息、DeFi 面临更严格约束，于是这部法案迅速被贴上“加密生死线”的标签。

这种说法的问题在于，它把一部本质上关于市场结构、竞争方式与责任边界的法案，压缩成了“监管更严或更松”的二元判断。结果不仅放大了恐慌，也遮蔽了立法者真正试图解决的结构性矛盾。

就在争议持续升温之际，Coinbase 首席执行官 Brian Armstrong 公开宣布，撤回对当前版本加密市场结构法案的支持，并直言“宁愿没有法案，也不要一个糟糕的法案”。这一表态并不意味着行业开始否定监管本身，反而说明：当法案从原则讨论走向具体条款，真正触及商业模式与利益分配时，分歧才刚刚显现。

如果回到 CLARITY 法案原文本身，会发现它并非试图扼杀稳定币或 DeFi，而是在刻意重塑加密行业的竞争逻辑。通过禁止“仅因持有就获得收益”的稳定币激励方式，法案事实上阻断了一条极易演化为补贴竞赛和恶性内卷的路径，也迫使项目将竞争重心从“谁给得更多”，转回到“谁的产品、场景和网络更具长期价值”。

同样，在 DeFi、交易所与中介责任的界定上，CLARITY 关注的重点也不是技术标签，而是控制权是否存在、责任是否清晰。被挑战的并不是创新本身，而是长期依赖模糊边界和灰色空间扩张的旧增长模式。

本文将基于 CLARITY 法案草案原文及官方 Fact Sheet，从五个在主流解读中常被忽略的关键事实出发，拆解这部法案真正想改变的是什么，以及为什么把它简单称为“加密生死线”，反而可能误判它对行业未来的真实影响。

关键事实一：稳定币被“去收益化”，是在阻止恶性竞争，而不是扼杀创新

在所有关于 CLARITY 法案的讨论中，“稳定币不能计息”无疑是情绪最集中的争议点之一。

不少解读将其直接等同为“稳定币吸引力被削弱”“加密金融竞争力下降”，甚至上升为“行业生死线”。

但如果回到法案条文本身，会发现这是一种明显的误读。

CLARITY 禁止的，并不是所有与稳定币相关的激励行为，而是仅因持有支付型稳定币，就向用户支付利息或收益这一单一模式。换言之，被否定的不是竞争，而是一种极易演变为恶性内卷的竞争方式。

在法案同时列明的例外条款中，立法者明确保留了多种基于使用行为的奖励空间，包括支付、转账、交易、结算相关激励，以及会员、促销、返现、忠诚度计划等；同时，对提供流动性、抵押、质押、参与治理等行为型回报，也并未一概禁止。

这背后的逻辑并不复杂。

一旦允许“持有即给收益”，稳定币之间的竞争就会迅速退化为利率补贴竞赛： 谁能补贴更多利息，谁就能吸引更多规模；而规模优势又反过来强化资金集中度，最终挤压中小发行方的生存空间。这种竞争并不依赖产品创新，也与真实使用场景无关，却会持续放大系统性风险。

CLARITY 的选择，是在制度层面切断这条最省事、但也最危险的增长路径，迫使稳定币项目和平台回到更健康的竞争维度：

谁能构建真实的支付场景，谁能形成网络效应，谁能通过产品设计和营销能力留住用户。

从这个角度看，稳定币的“去收益化”并不是对创新的压制，反而是对创新的一种倒逼。它避免了所有稳定币被迫卷入同一条“躺赚式竞争”的赛道，也为差异化产品和真实使用需求腾出了空间。

这也正是当前法案引发分歧的现实原因之一。对依赖稳定币激励和理财补贴作为核心增长工具的平台而言，这一调整意味着商业模式需要被重构；而对希望稳定币回归支付与结算基础设施定位的立法者来说，这正是法案试图达成的结构性目标。

关键事实二：CLARITY的核心不是“监管更严或更松”，而是边界是否可预期

在稳定币之外，CLARITY 引发的另一大误读，是被简单理解为“监管全面收紧”，甚至被视为对加密行业的系统性打压。但如果从法案的整体结构出发，这种判断本身就站不住脚。

CLARITY 试图解决的核心问题，并不是监管强度本身，而是长期困扰加密行业的监管不确定性。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数字资产的法律属性往往不是通过明确规则确定，而是通过执法行动被动划定。项目方和平台只能在模糊地带运行，直到某一天被告知“你原本就不合规”。

CLARITY 的关键变化，正是在制度层面将这种不确定性转化为事前可选择、事后可验证的规则路径。

这一判断并非主观解读，而是直接体现在法案全文的结构设计之中。CLARITY 并未通过单一条款集中“收紧”或“放松”监管，而是以分类、分工与路径化规则，取代过去高度依赖执法裁量的做法。

具体而言：

• 在资产属性层面，法案通过明确区分数字资产证券与数字资产商品，并要求监管机构制定可执行的判断标准，试图结束长期存在的监管模糊与机构拉扯；

• 在监管分工层面，法案明确不同类型数字资产活动所对应的监管框架，将“谁来管什么”从实践争议上升为制度安排；

• 在合规路径层面，法案引入可预期的制度选择，要求项目在披露义务、责任归属与反规避规则下明确自身定位，而非被动等待事后认定；

• 在时间效力上，法案明确不具有追溯效力，避免以立法方式重新定性既往行为，强调规则向前适用。

这些条款并未指向“更严”或“更松”的单一方向，而是共同服务于一个核心目标：用规则取代执法裁量，用路径选择取代不确定风险。

监管不再以突发执法的形式出现，而是被提前写入制度，成为市场参与的前置条件。

这也意味着，CLARITY 并不是在降低行业门槛。相反，它要求更系统的信息披露、更清晰的责任边界，以及针对规避行为的明确限制。不同之处在于，这些成本不再是不可预测的风险，而是可以被评估、被选择、被定价的制度约束。

从这个角度看，CLARITY 的真正影响并非“放松监管”或“收紧监管”，而是一次明确的制度拐点：

加密行业将从依赖模糊边界与监管套利，转向在清晰规则下进行竞争。

对依靠叙事不确定性、合规灰区或监管延迟生存的项目而言，这无疑是一种挤压；但对希望长期运营、引入机构资金、并在明确法律框架下扩展业务的参与者来说，这种转变本身，正是市场结构法案存在的意义。

关键事实三：DeFi没被否定，但“控制权”第一次被写进法案正文

在 CLARITY 的讨论中，DeFi 往往被放在“要么被放行、要么被扼杀”的对立叙事里。但从法案原文看，这种二分法同样并不准确。

CLARITY 并未对 DeFi 采取“一刀切”的态度，而是首次在立法层面明确区分了两类协议形态：去中心化金融交易协议，以及非去中心化金融交易协议。

真正的分界线，不在于是否使用智能合约，也不在于是否自称“去中心化”，而在于控制权是否实际存在。

根据法案定义，一个被视为“去中心化”的金融协议，应当基于预先设定、自动执行、非自由裁量的规则运行，且不依赖任何个人或组织对用户资产进行托管或控制。换言之，协议的执行结果不应取决于某个主体的判断或批准。

相反，只要存在个人或特定群体能够实质性地控制或改变协议功能，限制、审查或阻止用户参与，相关协议就可能被认定为“非去中心化金融交易协议”，从而需要承担与中介机构相应的合规义务。

这一界定方式，对 DeFi 生态的影响是结构性的。许多在工程实践中被视为合理甚至必要的设计，例如多签治理、可升级合约、紧急暂停机制或由核心团队维护的前端界面，在法律视角下都可能被视为“控制权存在”的体现。技术上的安全考量，并不必然等同于法律上的去中心化。

CLARITY 并非完全忽视现实风险。在法案中，立法者为协议设置了有限的缓冲空间，允许在预先定义、规则化且临时的前提下，采取网络安全或应急响应措施，而不当然丧失其去中心化属性。但这一豁免本身也强调了一个前提：控制权必须被严格约束在规则之内，而不能演变为常态化干预。

从结果上看，CLARITY 并没有否定 DeFi 的合法性，而是迫使整个行业正面回答一个长期被回避的问题：

当协议出现问题时，究竟是谁有权按下“按钮”？如果这个权力真实存在，那么相应的责任就不可能被无限期外包给“代码”。

因此，这一章节的真正含义，并不是“DeFi 会不会被监管”，而是：哪些 DeFi 设计还能够继续被视为无需中介责任的基础设施，哪些则必须重新评估自身的法律定位。

这也意味着，未来 DeFi 的竞争，不仅是产品与效率的竞争，更是治理结构与控制权最小化能力的竞争。

关键事实四：真正被重点整治的不是加密创新，而是“灰色入口”与执法盲区

与“加密行业被全面收紧”的直观印象不同，CLARITY 的监管重心其实非常集中。

从法案正文与官方 Fact Sheet 的表述来看，被重点覆盖和反复强调的，并不是链上创新本身，而是长期处于监管模糊地带的灰色入口与执法盲区。

这些条款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

首先，是数字资产中介与法币入口。

CLARITY 明确将一系列与数字资产相关的中介活动纳入金融监管框架，要求其履行反洗钱、制裁合规、记录保存等义务。这并非引入全新监管逻辑，而是将传统金融中已存在的规则，系统性地延伸至加密资产与法币交汇的节点。

其次，是前端与应用层的责任界定。

在 CLARITY 的框架下，由美国个人或机构运营、用于连接用户与链上协议的前端界面和应用服务，不再天然处于“纯技术工具”的免责地带。当这些前端具备实质性控制、筛选或干预能力时，其合规责任将不再被完全外包给底层协议。

再次，是现金型与高风险通道的专项监管。

法案对数字资产 ATM、kiosk 等现金入口，以及混币器、匿名增强工具等高风险基础设施，设置了更明确的监管要求和研究义务，目的在于压缩洗钱、诈骗和制裁规避的操作空间。

需要注意的是，这一系列措施并非针对“去中心化技术”本身，而是针对那些在现实世界中承担入口、撮合或控制角色的参与者。CLARITY 的关注点始终是：当加密资产与现实金融体系发生连接时，谁在扮演中介，谁就需要承担相应责任。

从影响层面看，这部分条款对主流加密创新的直接冲击相对有限，却会显著抬高灰色通道的运行成本。对依赖监管空白、跨境模糊性或执法难度生存的业务模式而言，这是一种结构性挤压；而对希望在合规环境下长期运营的项目和平台来说，这更像是一轮“环境清理”。

因此，CLARITY 在这一章节中传递的信号并不是“限制创新”，而是划定一个更清晰的底线：创新可以继续，但灰色入口不能再无限期游离在监管之外。

关键事实五：真正的分歧不在“要不要监管”，而在于谁来承担成本

在前四个关键事实上，CLARITY 所勾勒的监管逻辑已经逐渐清晰：

稳定币被迫回归支付工具定位，监管边界从执法裁量转为规则选择，DeFi 的合法性取决于控制权结构，而灰色入口正在被系统性压缩。

在这一背景下，Coinbase 撤回对法案的支持，便不再是一个孤立事件，而是整个争议的集中体现。

从公开表态来看，反对的焦点并不在“是否需要监管清晰度”，而在于具体条款对既有业务模式的冲击，包括稳定币激励安排、DeFi 边界认定、代币化资产的可行性，以及监管权力在不同机构之间的重新分配。这些分歧的本质，并不是价值立场的对立，而是成本与责任如何在行业内部重新分摊。

CLARITY 并未否认加密行业的存在空间，但它正在做一件更具现实冲击力的事情：将长期外部化的合规成本、系统性风险与中介责任，重新拉回到具体的商业主体身上。

这意味着，过去依赖补贴竞争、监管模糊或结构性灰区实现增长的模式，将面临显著压力；而那些能够在明确规则下运作、并将合规成本纳入长期经营模型的参与者，则更有可能获得持续空间。

因此，围绕 CLARITY 的真正分歧，并不在于“监管会不会扼杀创新”，而在于：谁将为行业走向制度化竞争付出代价，又由谁来承接新的秩序红利。

结语：CLARITY不是“加密生死线”，而是旧增长模式的分水岭

回到最初的问题：CLARITY 是加密行业的“生死线”吗？

从法案文本与整体结构来看，答案并不在“生”或“死”之间，而在于一次明确的转向。CLARITY 并未试图终结加密行业，而是在制度层面划清边界、重写规则，并迫使市场参与者正视一个现实：不确定性正在被逐步替换为责任。

这部法案真正终结的，并不是创新本身，而是依赖补贴、模糊边界和责任外包的旧增长模式。

被保留下来的，是在清晰规则下展开竞争的空间，也是加密行业走向成熟所必须经历的阶段。

因此，将 CLARITY 简单理解为“监管收紧”或“行业生死线”，反而会低估它的真实影响。

它更像是一道分水岭：一侧是依赖灰色空间和叙事红利的过去，另一侧，则是需要在制度约束下重新定义竞争力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