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开始发力收割中国人的海外资产了

据媒体及英国皇家检察署公开信息，2026年3月，英国高等法院对一名中国公民及其关联公司名下85套伦敦房产发出不明财富令和临时冻结令，相关房产总价值超过8100万英镑（约合人民币7.38亿元）。但在这一程序中，该中国公民并未被英国起诉，更未被英国定罪。

调查显示，此人真实身份为涉嫌在中国从事网络赌博、开设赌场被国内通缉两年多的福建厦门男子苏江波。

看到这个新闻，很难不让人想到钱志敏案。2025年11月，钱志敏因洗钱相关犯罪在英国被判11年8个月，其所涉6万余枚比特币则成为英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比特币查扣案之一，相关资产另在民事追偿程序中。

这两个案子放在一起可以看出，英国开始积极利用民事追偿与刑事追诉并行的方式，处理并尽可能收缴那些原本源自中国、却已流入英国的巨额财产。

1 英国——全球脏钱的首选目的地

英国，尤其是伦敦，长期被外界视为“全球脏钱的首选目的地”。

2024 年 5 月，英国外交部高级官员公开提及，据估计，全球 40% 的洗钱活动流经伦敦金融城和英国皇家属地（《卫报》，2024 年 5 月）。根据英国国家犯罪局（NCA）的估计，每年通过或流入英国的犯罪收益超过1000亿英镑。

而房地产领域，正是英国最集中、最显眼的资金沉淀池。相较于账户资金和金融产品，房产更稳定，也更适合长期持有、代持和转手，因此一直是各类可疑资金沉淀的重要去向。

根据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UK）的数据，在2016年至2022年间，至少有67亿英镑的英国房产是通过可疑财富购买的。

脏钱进入伦敦房产市场的一个关键渠道是英属维尔京群岛等海外领地。透明国际的研究显示，共有494处英国房产、总价值约59亿英镑，与通过英国海外领地流入的可疑资金有关，其中超过90%的资金来自英属维尔京群岛。

透明国际等组织的报告多次指出，大量来自俄罗斯、中国、尼日利亚等国的非法资金涌入伦敦高端房产市场。

正因为英国长期是脏钱流入的重要落点，近年其执法部门对来源不明巨额财产的处理，也越来越积极。

2 英国执法部门为什么如此积极的处理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

这种执法变化仅仅是反洗钱压力下的治理升级吗？显然不是。

财政因素是最现实的驱动力。根据英国皇家检察署（CPS）公开数据，过去5年，英国已追回4.78亿英镑非法资产。而钱志敏案中被查扣的6.1万枚比特币，当前价值约55亿英镑（约500亿人民币）。

对于执法机关而言，这类案件所对应的，显然不只是反洗钱意义上的“治理成果”，也是真金白银的资产回收。

从制度上看，英国也早已为此准备好了工具。

根据英国《2002年犯罪收益法》（POCA），其第5部分确立了民事追偿制度，允许执法机关在未经刑事定罪的情况下，通过民事程序追缴犯罪所得。《2017年刑事金融法》进一步引入不明财富令（UWO），只要执法机关有合理理由怀疑相关财产与当事人的合法收入明显不符，就可以要求其说明财产来源；如果被申请人无合理理由未在规定期限内回应，相关财产就可能被推定为可追缴财产（即推定为犯罪所得），若被申请人无法举证，则财产后续会进入民事追偿程序。

这意味着打击洗钱不仅不亏本，还能创收。在财政紧缩的大背景下，这无疑是“一举两得”的好买卖。

3 国人的钱是怎么流出去的？

说到底，英国之所以能盯上这些资产，前提还是钱已经从境内转了出去。

但国人的钱到底是怎么出去的？这也是邵律师办理相关案件所遇到的高频场景。

近年来，邵律师代理过不少因非法买卖外汇而涉刑的案件，接触过的涉案人员，包括居间介绍人、换汇公司、U商、地下钱庄等。

从这些案件里也能看到，常见的换汇方式，大致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蚂蚁搬家。

这是普通人最常见的一种方式。操作上通常是借用、收集亲友的购汇额度，将原本应受限的个人年度购汇额度拆散，再把资金分批转出境外。

第二种，地下钱庄对敲。

这也是目前最常见的路径之一。换汇人将人民币打入地下钱庄指定的境内账户，境外则由钱庄安排人员，将等值外币转入指定的海外账户。

第三种，虚拟货币通道。

境内资金先通过OTC场外交易买入USDT等稳定币，再通过链上转移，在境外兑换成美元、英镑等法币。这也是邵律师代理的非法买卖外汇类案件中较为常见的一类。

尤其在境内资金用于海外购房、海外配置资产的场景中，往往还会与海外当地换汇公司、地下钱庄配合使用，由后者协助完成法币落地。

第四种，借助企业通道。

例如虚假贸易、内保外贷等方式，通常借助壳公司、虚构交易背景、境内外企业配合操作，将原本不便直接出境的资金，以企业交易或融资的名义转出。

这些不同的非法换汇路径，其实面临着同样的潜在风险：

通过这类方式出去的钱，再以海外购房、持股、开账户的方式被“清洗”，这将原本就说不清的资金来源，变得更加难以解释。

4 谁会被卷进此类资产查没的法律风险链条当中？

在资金转移、落地、持有的整个链条下，背后对应的往往是一整套角色分工。

第一类：资产持有人

转移资产的人本身，当然是最直接的对象。例如钱志敏，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但在邵律师看来，在UWO等民事追偿机制下，颇为讽刺的点是：

在该机制下，只要无法解释资金来源，财产就会被没收；只要配合向英国执法部门上交房产，那么被调查人即不会受到处罚（即便被调查人的行为在我国被视为刑事犯罪）——也就是说，比起定罪，执法部门更在意你的钱。

以宋世杰案为例，安徽证监局已对其作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等额罚款、合计约2228万元的行政处罚，同时，上海警方亦对其涉嫌非法经营证券业务和洗钱立案侦查。此后，英国方面根据中方提供的线索与证据，对其在英资产展开调查。最终，宋世杰同意交出其在伦敦的七处房产及英国银行账户内的资金，总价值约1670万英镑（约合1.6亿元人民币）。

通过此项和解，宋世杰避免了在英国可能面临的刑事指控。

该案是中国警方联合的执法行动，但截至2026年1月，其对中国安徽证监局2228万元的罚没款却仍未缴纳。

正如财新报道所指出的：“安徽证监局千方百计联系不上的市场操纵者、拖欠国库2200万元罚没款的宋世杰，竟然向英国和美国交出了近2亿元人民币的资产没收和解金。”

第二类：居间协助者

除了资产持有人本人以外，风险较高的是换汇公司、地下钱庄、OTC商家、海外房产中介等居间参与者。

海外购房也好，资金转出也好，账户落地也好，很多时候都离不开这类群体的协助。

在他们自己的认知里，常常只是“帮忙换个汇”、“帮忙安排一下账户”、“帮忙把款落到海外”，看上去只是帮忙介绍一下、或者提供中介服务。

但从中国大陆刑事法律风险来看，这类群体最容易触及的是非法买卖外汇类非法经营罪；而一旦其所协助转移的资金本身具有犯罪收益属性，后续还可能进一步涉及洗钱、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等风险。

因为在执法视角里，居间介绍人是整条非法换汇产业链能够成立的关键一环。

第三类：外围参与者

相较于前两类人，外围参与者往往最容易低估自己的风险。

例如亲友帮忙分拆换汇、提供账户、代收代付、代持股份、代持房产，在他们自己的认知里，往往只是帮个忙、借个卡、挂个名代持一下。

但这些行为也是整条资产转移、落地、隐匿链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类群体未必一开始就进入到刑事程序，但仍然可能面临关于外汇、洗钱、非法经营等不同层级的法律风险。

5 对于资金出海者的风险提示

通过这些案件可以看出，海外并不是很多人想象中的财产避风港。过去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只要资金顺利转出境外，资产成功落地到海外账户、房产或者其他持有结构之下，风险就已经消失了。

这些人的误区在于，认为只有被刑事定罪，自己的财产才会有风险。

但在英国的UWO（不明财富令）和civil recovery（民事追偿）这套机制的“高明”之处在于，它允许执法机关先对财富来源先“合理怀疑”，再通过民事程序没收这些财产，未必需要先把人定罪。

这套执法机制，虽然从外观上来看是反洗钱的执法手段，但从具体的案件处理结果来看，其功能更在于，在不先完成刑事定罪的情况下，先把来源解释不清的高价值资产控制并收为己有。

过去是国人想办法把钱弄出去，现在是英国想办法把钱留入自己的口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