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与神谕

作者：林彤川

2026 年 5 月 25 日，梵蒂冈主教会议厅里出现了一幕。

教宗良十四世（Pope Leo XIV）亲自出席了自己第一道通谕的发布会。

这件事本身就史无前例：历任教宗签署训导文件，通常交给枢机主教代为宣读。但这位去年当选的美国裔教宗不仅全程在场，还在身边安排了一位硅谷客人同台发言。来人是 Anthropic 联合创始人克里斯托弗·奥拉（Christopher Olah）。[1]

一位宗教领袖，一位 AI 实验室高管，同坐一桌，讨论一份带正式教会法地位的文件：《伟大的人类——论人工智能时代守护人之位格》（Magnifica Humanitas）。[2]

通谕开篇这样写："今日的人类，在其全部宏伟中由天主所造，正面临一个关键抉择：是建造一座新的巴别塔，还是建造一座神与人共居之城。"（意大利语原文：«L'umanità, creata da Dio in tutta la sua grandezza, oggi si trova davanti a una scelta cruciale: costruire una nuova Torre di Babele o costruire la città in cui Dio e l'uomo abitano insieme.»）[3]

巴别塔。AI 时代的巴别塔。放在 2026 年的语境里，这个比喻与其说是神学修辞，倒更像一份行业诊断书，而且诊得相当准。

文件长达 42,300 字，签署日选在《新事》通谕（Rerum Novarum，天主教社会学说的奠基文件）颁布 135 周年纪念日。[4] 通谕里有句要求很硬：人工智能必须像核能一样被"解除武装"（disarmed），并且要配上"健全的法律框架、独立监管、知情用户、不放弃责任的政治体系"。[5]

这套话不来自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的立法机关。它来自一个城邦：没有常规军队，国土 0.44 平方公里。可它就这么进了全球 AI 治理的讨论现场。

奥拉同台时说了句很有意思的话。他承认 AI 公司身处"一组激励与约束之中，有时与做正确的事相冲突"，转头请"宗教共同体、公民社会、学者、政府"一起来给自己挑刺。[6] 一家全球最前沿的 AI 实验室，联合创始人在梵蒂冈公开请宗教组织监督自己。这要搁五年前讲，听着像科幻小说的桥段。

舆论很快两极。一边嘲："教廷还在用中世纪的语言点评 21 世纪的事。"另一边夸："总算有人替人性说话了。"

两种反应都没说到点子上。

正统宗教面对科技，真实的功能既谈不上"反对"，也谈不上"祝圣"。把镜头往后拉：1633 年伽利略被迫宣誓放弃日心说，1891 年良十三世头一回用通谕介入工业革命，1968 年保禄六世拒绝人工避孕，1987 年信理部逐条否决克隆与体外受精。一条线，拉了将近四百年，反复在问同一句话："什么算人？"

这篇文章不碰神学命题。我把正统宗教当成一台全球性、跨周期的社会动员机器来看（这个视角借自丹麦国际问题研究所（DIIS）学者 Hansen 2012 年的"mobilization actor"框架[7]），考察它的高层精英在科技史的几个关键节点上，到底怎么判断、怎么行动。

目的只有一个：当 AI 逼近"定义人"的那条边界，世俗治理者能从这台运转了上千年的装置里，读出点什么。

梵蒂冈的谈判筹码

聊教廷对 AI 的立场之前，有个更基础的问题绕不开：一个没有常规军队、国土 0.44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不到 800 人的城邦，凭什么能在科技治理这张桌子边坐下？

这事得去组织学里找答案，神学反倒帮不上忙。

比较政治学和宗教社会学给了个分析框架。Birnir 和 Øverøs 2019 年的研究指出，宗教组织作为跨国动员机器，有四个结构特征：长期实体资产（圣地、教堂、寺院）、统一的话语生产中心、跨国干部体系，以及对国家政权的非依附性合法性。[8][7]

四个特征，得拆开看。

先说"长期实体资产"。它不只是梵蒂冈有座圣彼得大教堂这么简单，指的是全球约 221,700 个天主教堂区（parish），铺在除南极洲外的每一块大陆上，每个堂区都配着固定建筑、固定牧者、固定信众。这张节点网比任何跨国公司的分支系统都密，而且不受企业并购、品牌更替、市场退出的影响。它已经转了上千年。

再说"统一话语生产中心"，指的是教宗与教廷各部的文件体系：通谕、劝谕、宗座宪令、部门训令，从高到低权威等级清清楚楚。2026 年这份《伟大的人类》是通谕级，教宗个人签署，约束力最强；2025 年的《古老与新颖》是部门级，两个圣座部会联署，低一档。全球 13 亿天主教徒收到的信号层级分明，不存在"到底该听谁的"这种内耗。进了信息时代，这套生产体系的效率没衰减，靠梵蒂冈新闻网、官方社媒账号和多语种发布系统，反倒被放大了。

"跨国干部体系"最直观的是教廷驻各国大使，也就是"教廷大使"（papal nuncio）网络。截至 2026 年，圣座与 183 个国家保持正式外交关系，使节铺满全球，这个外交版图超过绝大多数主权国家。[9] 同时它在联合国保留永久观察员席位，参与 OECD 流程，跟欧洲议会定期对话。一个 0.44 平方公里的国家，外交触角比不少 G20 成员还长。

第四个特征最容易被忽略，也最关键："对国家政权的非依附性合法性"。一个世俗智库想发 AI 治理报告，通常得有政府或企业掏钱；一个监管机构想出新规，得立法机关授权。教廷不用。它的合法性来源是信仰本身。这意味着它不需要任何外部许可，就能对一个全球议题发表训导立场，而且不会因为金主撤资或政府换届就把话收回去。

四个特征叠在一起，结论有点反直觉：梵蒂冈是全球面积最小的主权实体，却是覆盖面最广的非政府行动者之一。2025 年 1 月，梵蒂冈城国发布《关于人工智能使用的指南》，以城邦法的形式管住自己内部怎么用 AI。这一下，它成了全球第一个以主权实体身份对内立法治理 AI 的政教合一体。[10]

但网络和外交只是入场券。真正让宗教组织在科技议题上甩开世俗玩家的，是另一样东西：时间。

世界经济论坛 2024 年《Faith in Action》报告给过一组数：全球宗教对齐基金净资产约 5 万亿美元，其中伊斯兰主权财富基金约占全球经济的 3.8%。[11] 这说的是钱，是物质层面的动员力。可比钱更稀缺的，是耐心。

一届政府任期四到八年。一家科技公司平均活不到二十年。一个监管框架从起草到落地通常要三到五年，等它生效，被管的技术可能已经迭代两代了。而天主教会用通谕回应社会问题的历史，至少能追到 1891 年的《新事》。

再往前，教廷以正式文件插手知识和技术争端，可以追到 1559 年的禁书目录。它的组织记忆，是按世纪计的。

这种时间跨度落到实处是什么概念，一个细节就足以说明：1633 年，教廷判伽利略的日心说违反教义。359 年后，1992 年，若望保禄二世正式承认教会当年办错了。[36]

教廷的“正义”迟到了 359 年。

这当然不算什么纠错效率的榜样。但它露出了一种判断模式：这个组织可以不理会选举周期、不理会股东大会、不理会新闻热度，花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去观察一种技术的社会后果，然后在一份文件里，给出一个横跨好几代人的判断。

别的玩家都在追技术的速度。宗教组织是少数几个敢"等"的。它不必每季度发立场声明，不必回应股东的盈利预期，不必赶在任期内交成绩单。在一个以月为单位迭代的行业里，这种耐心本身就是一种结构性优势。

从伽利略到 GPT：教廷四百年只问一个问题

1633 年 6 月 22 日，伽利略·伽利莱（Galileo Galilei）跪在罗马宗教裁判所前，念出一份誓绝书（abjuration）："我，伽利略……发誓我过去相信、现在相信，并在天主帮助下将来仍相信神圣天主教会所宣讲、传授的一切。"（意大利语原文：«Io Galileo... giuro che ho sempre creduto, credo adesso, e con l'aiuto di Dio crederò per l'avvenire, tutto quello che tiene, predica et insegna la Sacra Cattolica et Apostolica Romana Chiesa.»）[12]

大众叙事里，这是"宗教迫害科学"的头号样本。

但翻案件文献会发现，焦点比这个标签复杂得多。1633 年正卡在三十年战争中段，天主教会与新教势力的生存竞争打到白热化。在反宗教改革（Counter-Reformation）的背景下，教廷真正担心的并不是地球绕不绕太阳转。事实上，教廷天文学家里不乏对日心说持开放态度的人，枢机主教贝拉明（Robert Bellarmine）本人就说过，要是日心说拿出"真正的证明"（vera dimostrazione），教会就得重新解释相关经文。[12]

焦点在别处：个体理性，能不能在自然哲学领域绕开教会权威自己下判断？如果能，这种判断权的自主化，会不会顺势蔓延到神学和道德领域？教廷拒绝的，是认知权威的一次转移，从教会手里转到个人理性手里。

这个区分要紧。它点破了教会判断科技的标准从一开始就跟技术成不成立无关，盯的是另一件事：技术成立之后，谁来定义人。

这条标准，一拉扯就是四百年。

伽利略案之前七十多年，教廷其实已经攒出了一套更系统的技术治理工具。1559 年，教宗保禄四世（Paul IV）颁布第一版《禁书目录》（Index Librorum Prohibitorum），建起一套由"圣禁书部"管的出版审查体系。[13]

禁书目录的运作方式，跟大众脑补的中世纪画面差得远。没人真把看不顺眼的书一把火烧掉，实际是分类管理：每本被审的出版物分三档，"全面禁止""删改后许可""加注后许可"。审查团队是受过训练的神学家，逐段读、标问题、提修改方案，最后由圣禁书部裁定。这套体系跑了四百多年（1559—1966），废止时累计收了约 4,000 种出版物。[13]

拿今天的概念套，禁书目录在结构上跟算法备案、内容分级审查高度相似：不碰技术本身（印刷术），只管技术产出的内容。教廷在 16 世纪就摸出了一条今天各国数字内容监管部门还在走的路：管内容，不管管道。而且配了专职人员、分类标准、申诉机制，是个完整的治理体系，没停在一纸禁令上。

禁书目录到 19 世纪还在转。而 1864 年，时任教宗庇护九世（Pius IX）颁的一份文件，把教会对理性主义的态度推到了文本上的极限。这份《错谬要录》（Syllabus Errorum）列了 80 条被教会视为时代错误的命题，第 3 条写："人的理性，不参照天主，独自即可裁断真伪、善恶。"（拉丁原文：«Humana ratio, nullo prorsus Dei respectu habito, unica est veri et falsi, boni et mali arbitra.»）[14]

这是工业革命中后期，教会对"理性单独充当治理权威"最尖锐的一次书面拒绝。

可你要只看这份文件，会以为庇护九世是个彻底反现代化的老古板。恰恰相反。同一个人，1849 年成了史上第一位坐火车的教宗。他在教皇国境内铺了 300 多公里铁路，最早把电报和煤气灯引进罗马，还用电报网跟全球主教做到近乎实时的通信。对一个靠信息传递维系组织统一的机构来说，这是质的飞跃。[15]

一边发《错谬要录》否定理性独立于神，一边热情拥抱铁路和电报。看着拧巴，其实是同一套组织逻辑：凡是能强化动员能力的技术工具，照单全收（电报让指令传得更快，铁路让教皇国行政提速）；凡是动摇"人怎么定义"的思想命题，严防死守。"人的理性可以独立于神裁断善恶"这一条，直接戳中组织合法性的地基，所以必须摁住。用大白话讲，这叫技术拿来主义，价值寸步不让。

到 19 世纪末，纯拒绝的策略撞了天花板。工业革命带来的不只是新机器，还有新的社会结构：工厂制度拆散了传统的堂区—家庭单元，城市化把信众从教堂拽进车间，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正抢工人阶级的话语权。教会再继续光说"不"，就要被甩进历史的后视镜。

1891 年，教宗良十三世（Leo XIII）发通谕《新事》（Rerum Novarum），头一次用教会最高训导权威系统介入劳资问题。[16]

通谕要求承认工人结社权（也就是工会权利）、限制工时、保障合理工资、保护工人尊严。这些主张今天看毫无争议，但在 1891 年，它们既顶回了不受约束的自由资本主义，也顶回了马克思主义对私有财产的否定。教会想在两个极端之间走出第三条路，而这条路真走通了。《新事》此后被当成天主教社会学说的奠基文件，直接催生了欧洲基督教民主政党，催出了工会运动里的天主教分支，还间接塑造了 20 世纪中叶欧洲福利国家的成型。

良十四世把《伟大的人类》签在《新事》135 周年纪念日，这个日子，不是随手挑的。

同年，良十三世还干了件被后世低估的事：重设梵蒂冈天文台（Specola Vaticana）。他在机宜诏书《Ut Mysticam》里要求要"展示教会对真实而严肃的科学的支持"，要"反驳教会敌视科学进步的指控"。[17] 《新事》是对工业社会的话语介入，重开天文台则是对科学共同体的姿态修复。教会算是想明白了：光靠拒绝撑不住动员力，得把对科技的解释权重新抓回来。从"拒绝"到"解释"的这一转，是看懂此后一百多年教会科技立场的钥匙。

进入 20 世纪中叶，一道更棘手的科学命题摆上了教廷的桌子。

二战刚结束五年，广岛长崎的蘑菇云让全世界重新掂量科学的道德边界，进化论和圣经创世叙事的张力也在学界持续发酵。1950 年，教宗庇护十二世（Pius XII）发通谕《人类一体》（Humani Generis），回应得相当精准：允许研究"人体起源于先存活物质"，但留了一条死也不让的红线，"灵魂由天主直接造成"。[18] 身体从哪来，科学去解释；"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个内核，灵魂，归教会管。31 年后，若望保禄二世在宗座科学院演讲里把这条线画得更利落："圣经不教我们诸天如何造，而是教我们如何前往天乡。"[19]

身体归科学，灵魂归教会。这种"有条件接纳＋红线"的打法，后面还会反复出现。

1960 年代，口服避孕药普及，把一个古老的神学问题逼成了迫在眉睫的社会政策问题：人能不能用技术手段管自己的生殖？教宗若望二十三世 1963 年设了个专门委员会研究。继任的保禄六世（Paul VI）把委员会扩到 72 人，里头有神学家、医生、人口学家，还破天荒地塞进了已婚平信徒夫妇。委员会讨论了三年，多数意见认为：教会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接受人工避孕。[37]

1968 年，保禄六世发通谕《人类生命》（Humanae Vitae），把委员会的多数意见否了，维持对人工避孕的禁令。理由是：人工避孕切断了婚姻行为里"合一性与生育性"的内在联系。[20]

这个决定捅出了近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神学异议。大批天主教神学家公开反对，多国主教团发了程度不一的保留声明，西欧北美天主教徒的实际避孕率，在通谕发布后几乎没降。从舆论和执行看，这像一次代价高昂的失败。

可从组织逻辑看，它递出去一个再清楚不过的信号：凡是踩到"人的制造"这条边界，教会宁可吞下巨大的政治成本和信众流失，也绝不退。这个信号给后来的生殖科技争论钉下了锚，没人再怀疑教廷在这条线上的决心。

锚很快显灵。1987 年，信理部发《生命的礼物》（Donum Vitae），逐条否掉克隆、孪生分裂、孤雌生殖，话说得直白："违反道德律，因其反对人的生殖与夫妻结合的尊严。"[21] 九年后的 1996 年，多莉羊（Dolly）在苏格兰爱丁堡罗斯林研究所出生，全球哗然，第一只成体细胞克隆的哺乳动物。宗座生命学院几个月内就发了回应声明，重申立场。对一个习惯按世纪做判断的组织来说，这速度近乎百米冲刺。

进了 21 世纪，教会要应付的技术挑战不再只在生命科学里打转。信息技术、金融工程、平台经济，逼着教会的社会学说做一次升级。2009 年，教宗本笃十六世（Benedict XVI）在通谕《在真理中的爱德》（Caritas in Veritate）里完成了这次升级。写作背景是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一场由金融工程技术加系统性监管缺位合谋酿出的灾难。本笃十六世抛出一个此前天主教社会学说从没这么明说过的命题：技术"绝非纯粹中立"（意大利语：«la tecnica non è mai solo tecnica»），它的方向取决于"构想者、投资者、管理者"的人学预设。[22]

这个论断的时间点很要紧。2009 年，硅谷的"技术中立"叙事正如日中天：Twitter 因阿拉伯之春被捧成"解放工具"，Facebook 被描述成"连接世界"的中性平台，"信息想要自由"还是没人敢质疑的信条。教廷偏在这一年说"技术从来不只是技术"。这个判断，要等十年后 Cambridge Analytica 丑闻和社交媒体心理健康危机爆发，才被主流舆论补上一句"原来你是对的"。

六年后，方济各（Francis）在通谕《愿祢受赞颂》（Laudato Si'）里把这个论断又往前推了一步，提出"技术官僚范式"（paradigma tecnocratico）的批判，指一种把一切现实都当成"等着技术来解的难题"的思维方式。[23] 这个概念，后来成了天主教 AI 立场文件的直接理论底座。

从 1633 拉到 2015，模式已经够清楚：教会在每一次科技跃迁里抢的都是同一样东西，"定义人"的那支笔。技术只改效率，教会就拥抱（铁路、电报、天文台）；技术一旦开始改"什么算人"的边界，理性自主、人工生殖、克隆、技术中立，教会就出手，而且愿意为此付高昂的政治账单。

AI 来了，把"什么算人"这个问题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直接方式重新推上桌。一种技术能模仿人的语言、人的推理、人的创造，甚至人的情感。在教会四百年的判断框架里，这早就超出了"又一次技术迭代"的范畴。这是一次边界危机。

教廷变“快”：六年三步

四百年曲线是地基。

过去六年，是在地基上抢工期的加速施工。三份文件，三个等级，一级一级往上跳。

第一步，2020 年的《罗马 AI 伦理呼吁》（Rome Call for AI Ethics）。宗座生命学院拉上微软、IBM、联合国粮农组织和意大利政府一起发布，造了个新词"算法伦理"（algorethics），要求 AI 系统服务于"人的中心地位"。[24]

说句实话，这份文件的文本本身不算亮眼。"以人为中心""透明""包容""公平"，这类词在全球 AI 伦理宣言里早就泛滥到通货膨胀。《罗马呼吁》真正的看点在别处：签署方名单怎么一年年长出来。

2023 年 1 月，犹太教首席拉比和逊尼派伊斯兰教代表加入。三个亚伯拉罕宗教，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在 AI 议题上凑出了一份联合声明，这在现代宗教史上没有先例。2024 年 7 月，在广岛，佛教和印度教代表也正式签了。[25] 至此，《罗马呼吁》成了现存唯一一份同时拿到全球主要宗教传统代表签字的 AI 软法文件。

一份天主教发起的倡议能走到这步，说明 AI 议题有种特别的穿透力。在几乎所有别的议题上，堕胎、婚姻、神职人员资格、经文解释，这些宗教传统之间分歧深得见骨。可偏偏在"AI 该不该被人格尊严约束"这个问题上，它们达成了罕见的一致。这种跨教派的穿透力，恰恰泄了底：AI 戳中的那个边界问题，在不同价值体系里激起的焦虑，长得几乎一模一样。

第二步，2025 年 1 月的《古老与新颖》（Antiqua et Nova）。文件由梵蒂冈信理部（Dicastery for the Doctrine of the Faith）和文化教育部（Dicastery for Culture and Education）联合署名。[26] 这两个机构的分量得交代一句：信理部是圣座管教义纯正性的最高学术机构，前身就是当年审伽利略的那个部门；文化教育部则管着全球天主教大学和学术机构的教学方向。两个部门联署，等于在梵蒂冈内部把 AI 同时定了性，既"涉及信仰核心"，又"涉及教育根基"。

文件用 117 段论 AI 与人类智能的关系，分教育、经济、医疗、人际关系、战争五个领域开出风险清单和评估框架。第 42 段写下一条看着平常、实则能拿来当尺子用的底线："目的与手段都必须以人的尊严与公益为评估基准。"这意味着任何 AI 应用，只要目的或手段啃噬了人的位格尊严，就掉进教会训导的否定区。它已经从抽象的伦理呼吁，变成了带教会法效力的评估标准。

第三步，就是 2026 年 5 月的《伟大的人类》通谕。

这一步的分量，先体现在等级上。

天主教训导体系里，通谕（encyclical）是教宗以个人权威发出的最高级教导文件。在它之前，《罗马呼吁》是多方联合声明，约等于联合国大会决议，没约束力；《古老与新颖》是部门文件，约等于部委规章，约束力有限。通谕不一样，它代表教会最高训导权威，在教会法框架内对全球天主教徒有实打实的教导约束力。用通谕来处理 AI，本身就把 AI 摆到了跟核能（若望二十三世《和平于世》1963）、工业革命（良十三世《新事》1891）、生态危机（方济各《愿祢受赞颂》2015）平起平坐的历史坐标上。

通谕签在《新事》135 周年纪念日（5 月 15 日）。这个选日子的动作，做的是历史定位：AI 之于 21 世纪，约等于工业化之于 19 世纪。它不光是技术变革，更是社会结构的重塑。

文件里有几句关键论断，得逐条拎出来看。

第一句："人工智能必须被解除武装……如同核能，它必须服务于全体与公益。"（英文版：«Artificial intelligence now demands to be disarmed, freed from logics that turn it into an instrument of domination, exclusion, and death.»）[5]

"解除武装"这个比喻挑得讲究。核武器是 20 世纪人类最怕的技术产物，把 AI 塞进核能的类比框架，等于在全球信众的认知地图上，给 AI 标了个"高度警惕"的红点。紧接着，通谕补了一句决定性的限定。

第 110 段："解除武装意味着否定技术权力自动赋予治理权这一假设……解除武装不等于拒绝技术，而是阻止其支配人。"[1]

通谕要摁住的，是技术对人的支配这件事，技术本身它照用不误。这条区分线，跟四百年前庇护九世拥抱铁路却拒绝理性自主，是同一个逻辑。

第 197 段，把讨论推到最具体也最紧的地方："自主武器系统部署日益便利，使战争变得更加'可行'且更脱离人的控制……AI 在战争中的开发与使用，必须接受最严格的伦理约束。"[3] 这一段用词格外谨慎。它没要求全面禁止自主武器（当前地缘格局下也不现实），只要求"最严格的伦理约束"，外加一条完整的人类责任链。

整份文件里穿透力可能最强的一句，落在第 118 段："人之繁盛并非排斥限度，而是常常通过限度而实现。"[1]

还有一句也得单拎出来："在抽象层面诉诸伦理并不足够；需要的是健全的法律框架、独立监管、知情用户、不放弃责任的政治体系。"[2]

一个宗教组织，在自己最高级别的训导文件里写下"抽象伦理不够用，得有法律框架"，等于主动承认了世俗治理没法被替代。

它了自己一个清晰的定位——你们的法律和监管必须跟上，我来提供价值坐标。教会把自己摆成世俗治理体系的价值供应商，没打算去当那个替代品。

这种自我定位，在天主教训导文件史上不常见，标志着教会对自己角色认知的一次务实调整。因为在过往历史中，教会一直试图直接以法律或其他形式取代世俗治理。

发布会上的另一半拼图，来自产业端。奥拉同台时承认 AI 公司身处"一组激励与约束之中，有时与做正确的事相冲突"，主动请"宗教共同体、公民社会、学者、政府"一起来做外部审视。[6] Anthropic 在 AI 公司里是个特别的存在，它以 AI 安全立身，"宪法 AI"（Constitutional AI）的技术路线本身就内置了价值对齐机制。当这样一家公司公开把宗教组织拉进外部治理的视野，它递出的信号是：技术行业内部那点自我约束，已经被自己人判定为不够用，得请行业之外、有跨世代信誉的组织来当那个制衡的砝码。

从签名运动，到部门文件，再到最高训导，六年三级跳。梵蒂冈把对 AI 议题的制度性升格走完了。可它终究只是全球正统宗教体系里的一支。别的支系呢？

不只是梵蒂冈在说话

要判断宗教组织介入科技治理到底是个案还是趋势，得横着比一比。

先看基督教内部另一大支：东正教。

俄罗斯东正教会（Russian Orthodox Church）2000 年发布《俄罗斯东正教会社会概念基础》（Основы социальной концепции），这份文件至今仍是东正教回应生物医学和信息技术的根基性官方文献。[27] 在它基础上，莫斯科牧首区设了"教会—社会生物伦理理事会"，专做持续性的解释和评议。[28]

东正教在克隆和生育技术上的结论跟天主教几乎一样：拒绝生殖性克隆，对辅助生殖技术严格保留。[29] 但两家的决策机制差得远。天主教靠教宗个人权威，一位教宗就能否掉 72 人委员会的多数意见（《人类生命》通谕已经演示过）。东正教更接近"教会合议"（conciliar）模式，立场得过好几层主教会议讨论，节奏更慢，可一旦成形，内部共识度更高，执行阻力更小。

这个机制差异，在 AI 议题上看得很直接。截至 2026 年，东正教还没发出跟《伟大的人类》同级的 AI 专题文件，但它的生物伦理委员会已经把 AI 议题排进了议程，走的还是那套"先观察、后合议、再发声"的东正教节奏。快慢不同，方向一致。

新教这边，回应更散，但同样密集。英格兰圣公会（Church of England）2024 年 2 月的总议会通过一项决议，把 AI 定性为"新型快速工业革命"，要求重启关于劳动尊严的全国对话。[30] 三个月后，坎特伯雷大主教（Archbishop of Canterbury）正式签了《罗马 AI 伦理呼吁》。[31] 一个新教教会，去签一份天主教主导的文件，在宗教改革五百年之后，这事本身就说明 AI 议题对教派壁垒的穿透力。圣公会没另起炉灶发自己的版本，直接进了天主教的框架。换成任何别的伦理议题，这都难以想象。

大西洋对岸，美国福音派的表述比任何世俗 AI 伦理宣言都直接。美南浸信会（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美国最大的新教教团，会众超过 1,300 万）2023 年 6 月通过决议《关于人工智能与新兴技术》，里头有一句值得整句抄下来："我们否认 AI 的使用在道德上是中立的"（"we deny that the use of AI is morally neutral"）。[32] 在所有宗教 AI 文件里，这大概是最简洁、最不留余地的一句，没有附加条件，没有"在某些情况下"，张口就否掉了技术中立。

更早，2019 年，美国福音派伦理与宗教自由委员会（ERLC）已经发过《人工智能：福音派原则声明》，第一条就重申"人按神的形像受造"（Imago Dei）这个不可让渡的前提。[33] 福音派在美国政治里的分量意味着，这些声明不会烂在教会内部：当几千万选民的宗教领袖明确说"AI 在道德上不中立"，这句话会一路传导进选举政治、国会听证和立法议程。

往大了看组织框架，世界教会理事会（WCC，代表 352 个新教与东正教成员教会、覆盖约 5.8 亿基督徒）2023 年 6 月的中央委员会会议通过了《关于人工智能不受监管发展的声明》。[34] 标题本身就是态度，关键词是"不受监管"，落点根本不在 AI 的能力上。

2025 年，WCC 跟生命未来研究所（Future of Life Institute）联手，向联合国 AI 全球治理对话递了意见书。一个代表近六亿基督徒的宗教组织，和一个技术专家创办的安全研究所，联合向联合国发声，这种跨界搭伙，过去没出现过。

最后看一个对照组：佛教。

跟上面所有传统都不一样，佛教没有跨国的、相对集中式的发言机构。

没有佛教教宗，没有佛教总议会，没有佛教法学院。到今天，也没出现一份带教团权威的统一 AI 立场文件。能看到的回应，多是各国、各山头佛教团体的零散讨论，加上个别学者的伦理思考，缺一条从高层机构通到基层信众的正式训导链。

这种缺席，本身就说明了问题。它从反面坐实了本文的核心假设：在科技治理上，组织化程度直接决定介入能力。有跨国中央发言机构的（天主教、东正教），能以正式文件挤进全球治理议程；有全国性机构但没跨国统一口径的（各新教教团），能在各自地盘发声；连中央机构都没有的（佛教），回应就只能停在零散和个人层面。组织架构决定话语等级，话语等级决定你在治理桌上有没有席位。

把各支系的文件并排摆开，三个共性浮出来。

一，问题域高度集中：劳动尊严、生命伦理、信息真实性、自主武器。措辞差多远、神学前提差多大都不重要，它们吵的其实是同一组边界问题。

二，介入方式一致：都走高级别官方机构，教宗通谕、主教议会决议，把个人学者的意见排在外面。每份文件背后都压着组织审议流程和机构背书。个人意见再深刻，在全球治理桌上不算数，机构文件才算。

三，落点趋同：拿法律框架和人格尊严去框技术扩张。梵蒂冈要“健全的法律框架”，圣公会要“全国对话”，福音派否认“道德中立”，WCC 警告“不受监管的发展”。语言不同，结构相同。

三条共性指向同一个结论：与其说这是哪个教派的一时兴起，不如说是全球正统宗教系统面对 AI 的一次结构性响应。它们之所以走到相似的结论，是因为 AI 戳的那个"什么算人"的问题，恰好落在所有正统宗教的核心业务区。

四百年经验里，有三条可以抄的作业

作为无神论者，你不必相信宗教。

但作为唯物主义者，权威宗教及其纲领有值得借鉴的方法。

在 AI 时代甚至尤为如此，因为你甚至在宗教之外，很难找到一个组织能够花费如此大的人力和物力从刚性的法律角度与增长的产业角度之外去研究 AI 伦理问题。

把前面这十几份文件和四百年立场曲线摆到一起看，宗教组织面对科技议题，反复露出三条结构性规律。这三条未必是宗教的专利，但宗教组织确实是迄今为止执行得最久、最系统的那个。

世俗治理者大可不必认同它们背后的神学前提，方法论却值得抄。

第一条：锚定边界，别追功能。

从 1633 的伽利略案到 2026 的《伟大的人类》，教会介入科技的焦点始终钉在一处：技术做到之后，人还算不算人。技术本身能跑多快，它向来不太在乎。《古老与新颖》第 42 段是这条规律的最新确认："目的与手段都必须以人的尊严与公益为评估基准。"[26]

这条对世俗监管者的启发很直接。AI 的功能层一天一个样，去年还在比文本生成质量，今年就在吵多模态推理，明年可能就轮到自主科研代理。监管要去追功能，永远慢半拍。能稳稳锚住的，是"定义人"的那个临界点。

落到具体场景上，生成式情感陪伴对未成年人心智的影响，问的是"什么算健全的人格养成"。合成身份和深度伪造，问的是"什么算可信的人"。自主致命武器，问的是"什么算有责任的杀人决策"。AI 大规模替代创作者和劳动者，问的是"什么算有尊严的劳动"。

这些命题，过去五年在所有正统宗教高层文件里反复冒头。原因不在宗教领袖比工程师更懂 AI 的技术细节。"什么算人"本来就是他们的主业，在这块地里，他们攒下的职业训练和组织经验，比任何世俗机构都长。世俗监管者最容易因为技术迭代而看花眼的焦点，恰恰是宗教组织最擅长死死咬住的那个。

中国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2023 年 8 月施行）和欧盟的《人工智能法案》（AI Act，2024 年通过），都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吃下了这套"锚定边界"的逻辑：前者把核心关切锚在内容真实性和社会秩序，后者搭了一套按风险等级分类的体系。

但两家都撞上同一道坎：当技术迭代的速度盖过立法修订的速度，边界锚点还稳得住吗？教会的四百年至少证明了一件事，锚点选对了，能跨代际。"什么算人"这个问题，1633 年、1891 年、1968 年、2026 年都没过期，四个世纪的技术更替没让它失效一秒。

第二条：把抽象问题，翻译成人的处境。

1957 年，庇护十二世面对原子能撂下一句："应当不信任那种主要目标不是爱的科学。"（意大利语：«dobbiamo diffidare di quella scienza che non ha come obiettivo principale l'amore.»）[35] 2026 年，良十四世在通谕里也反复用"人格""关系""位格"这套词，把"算法偏见"翻译成"被不公正对待的、具体的某个人"，把"自主武器系统"翻译成"被机器决定生死的、具体的某个人"。

这谈不上矫情，是一套话语策略，而且被千年实践验证过有效。

当监管者把 AI 治理说成"大模型参数审计""算力备案""数据安全合规评估"，普通人几乎不可能想参与，这些词在日常经验里压根没有对应物。可一旦同样的问题被翻成"你十三岁的孩子每晚在跟谁聊天""谁在决定你能不能拿到房贷""战场上扣扳机的到底是人还是代码"，公众参与的口子才打开。公共政策要靠公众参与，公众参与要靠公众理解，公众理解要靠把抽象问题翻译成具体的人遭遇的具体处境。

建制宗教千年来最熟的一门手艺，正是这种翻译。

牧师讲"罪"，不会讲成"道德过失的系统性归因分析"，他讲的是“你对你的邻居做了什么”。没人去掉书袋讲"语义解析技术准确率上限"。这种"再人格化"的本事，世俗治理体系往往缺。倒不是不想做，难处在技术官僚那套话语天生偏抽象、偏去人格化。

怎么在保持专业严谨的同时，把话翻译给公众听，是世俗 AI 治理得补的一门课。

第三条：价值表述，得有组织去扛执行成本。

禁书目录跑了四百多年（1559—1966），配着专职审查人员、分类标准、申诉机制。《教会法典》对辅助生殖和克隆有具体条文，违反者要担明确的教会法后果。《罗马呼吁》搭了年度签署加履约回顾机制，签署方得定期报执行进展。梵蒂冈城国 2025 年《AI 使用指南》以城邦法约束教廷内部怎么用 AI，还点了名具体的执行和监督责任方。[10]

这些都不是写在纸上拍张照就完事的伦理倡议。每一条背后，都有组织在长期掏成本：人力、经费、制度维护、争议仲裁。

过去五年，全球冒出来数以百计的 AI 伦理声明、原则框架、行业自律公约，绝大多数发布之日就是被遗忘之时。2019 年，Google 成立外部 AI 伦理顾问委员会（Advanced Technology External Advisory Council），一周后在争议里散伙。好几家科技公司设的"负责任 AI"团队，在 2023-2024 年的裁员潮里被优先裁掉。联合国高级别 AI 咨询机构，2023 年成立到现在，还没产出一份有约束力的治理成果。零散的伦理倡议、活不过一个选举周期的委员会、经费随市场起落的研究计划，从来没真正掰动过技术轨迹。

教会的禁书目录，今天看来再荒谬、再傲慢，至少证明了一件事：一个组织能围着一条价值原则（"什么可以被传播"），建起并维持一套四百年的执行体系。四百年里，人事换了几十代，印刷术从活字一路升到蒸汽印刷再到数字排版，体系一直在转。

这种组织耐力，任何一家公司、任何一届政府、任何一个国际组织，都很难比。

这并不是说世俗社会得请宗教组织来做 AI 治理，那既不现实也没必要。真正要做的是另一件事：世俗社会得自己长出一个具备同等组织能力的制度承担者。

说白了，一个能跨过选举周期（不因换届中断）、跨过技术迭代周期（不因模型换代失效）、长期盯着"什么算人"这个问题的机构，或者机构网络。这种东西现在还没有：联合国没有 AI 专门机构，各国 AI 监管机构大多成立才两三年，行业自律已经被反复证明靠不住。

谁来扛这件事，比"AI 能干什么"更要紧。

回到 2026 年 5 月 25 日那间主教会议厅。

教宗和 AI 工程师同台。神学语言和工程语言来回交错。一份教会法文件，引核能的类比去聊算法。十三亿天主教徒的最高精神权威，和一家估值超 600 亿美元的 AI 实验室联合创始人，坐在一张桌子边，聊同一个问题：人的边界，到底在哪。

这个画面看着别扭，可别扭里头有意味。它说明"什么算人"已经从哲学研讨会挪进了政策桌，从教义辩论变成了工程决策。当 AI 开始替人说话、替人拍板、替人判断善恶、替人陪伴孤独、替人上战场，"人的边界"就不再是一个能悬着不管的形而上命题。它成了一个得靠具体制度来回答的具体问题。

正统宗教给的答案当然不是唯一答案，更不是最好的答案。它四百年里有伽利略案的暴力，有禁书目录的傲慢，有对避孕的偏执，有迟到三个半世纪的认错。但它确实花了四百年，反复练同一件事：每碰上一种可能重新定义人的技术，就给出一个组织化的、能执行的、扛得过世代的回应。

世俗社会面对 AI，要做的是同一件事。问题只在于：谁来做？做了能撑多久？真出了事，找谁负责？

这三个问题怎么答，决定了 AI 治理最后到底是一纸声明，还是一套制度。

教宗在通谕第 118 段写过一句，可能是整份文件里最不像神学的话："人之繁盛并非排斥限度，而是常常通过限度而实现。"

这句话不用信仰也读得懂。限速保护司机，排放标准保护呼吸的人，药品审批保护病人。当 AI 的能力边界以月为单位往外撑，"限度"这东西，说不定恰恰是进步得以成立的条件。

至于这道限度由谁来画、画在哪、能维持多久，梵蒂冈已经交了它那一版。

世俗世界这一版，还没写完。

参考资料

[1] Vatican News, "Pope Leo XIV presents encyclical Magnifica Humanitas on AI", 2026-05-25.

[2] AP, "Pope calls for AI to be 'disarmed,' issues first encyclical", 2026-05-25.

[3] Vatican, Magnifica Humanitas, 2026-05-15.

[4] Time, "Pope Leo's AI Encyclical: What to Know", 2026-05-25.

[5] Al Jazeera, "What has Pope Leo warned about AI and why that's significant", 2026-05-26.

[6] Anthropic, "Chris Olah's remarks at Vatican encyclical presentation", 2026-05.

[7] Hansen, Religion and Mobilization (DIIS, 2012).

[8] Birnir & Øverøs, "Religion and Political Mobilization" (2019).

[9] Wikipedia, "Permanent Observer of the Holy See to the United Nations".

[10] DigiWatch, "The Guidelines on AI 2025 — Vatican", 2025-01.

[11] WEF, Faith in Action, 2024.

[12] Ohio State University, Documents in the Case of Galileo, 1633.

[13] Wikipedia, "Index Librorum Prohibitorum".

[14] Pius IX, Syllabus Errorum, 1864.

[15] Aleteia, "The first pope to travel by train", 2021.

[16] Leo XIII, Rerum Novarum, 1891.

[17] Vatican News, "Vatican Observatory, asteroids and Pope Leo XIII", 2026-05.

[18] Pius XII, Humani Generis, 1950.

[19] John Paul II, Address to the Pontifical Academy of Sciences, 1981-10-03.

[20] Paul VI, Humanae Vitae, 1968.

[21] CDF, Donum Vitae, 1987.

[22] Benedict XVI, Caritas in Veritate, 2009.

[23] Francis, Laudato Si', 2015.

[24] Rome Call for AI Ethics, 2020.

[25] IBM Newsroom, "IBM Recommits to the Rome Call for AI Ethics", 2024-07.

[26] DDF, Antiqua et Nova, 2025-01-28.

[27] OCA, "Medical Bioethics: An Orthodox Christian Perspective".

[28] Moscow Patriarchate, Church-Society Bioethics Council, 2024.

[29] PMC, Orthodox Bioethics Review, 2024.

[30] Church of England, "Synod affirms work as key to human dignity in face of AI revolution", 2024-02.

[31] Oxford Anglican, "Church of England joins Rome's Call for AI Ethics", 2024-05.

[32] SBC,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 2023-06.

[33] ERLC,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 Evangelical Statement of Principles, 2019.

[34] WCC, "Statement on the Unregulate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2023-06.

[35] Pontifical Academy of Sciences, Addresses of Pius XII.

[36] John Paul II, Address to the Pontifical Academy of Sciences on the Galileo affair, 1992-10-31.

[37] Robert McClory, Turning Point: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Papal Birth Control Commission, Crossroad, 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