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的奇迹

作者：傅蔚冈，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苏州本不该是科技重镇。

它的中世纪水上园林已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名录。它的丝绸业绵延数百年。它的饮食清淡、细腻、讲究，折射出一种推崇涵养而非颠覆的文化气质。21世纪初，硅谷归来的中国工程师四处寻找创业落脚点，大多数人的目光投向北京中关村、深圳南山或上海浦东。苏州不在名单上。

5月12日，中际旭创股价突破1000元。这是A股第10只千元股，创业板有史以来第二只。在此之前，这个门槛只有贵州茅台这样的消费品帝国和少数昙花一现的概念股曾经触碰过。一家制造光模块的工厂型公司，在这张名单上显得格格不入——直到你意识到，“工厂”这个词已经不足以描述今天的苏州。

中际旭创的核心子公司制造在数据中心内承载AI芯片间数据传输的光模块，4月下旬市值已一度突破万亿元。高盛目标价1187元。公司2026年一季度的净利润，超过了2024年全年。今天的1000元，不是终点，只是一个句号，为一段三十年的故事画上的句号。

中际旭创不过是一个更大论据中最显眼的例证。苏州在AI硬件供应链中坐拥五家千亿级市值公司：光模块、印制电路板、光纤、海底光缆，一应俱全，合计市值接近两万亿元。这一切并非规划而来，而是三十年间一系列当初看似平凡、如今堪称非凡的产业押注，慢慢积累而成的。

第一章：泥土里长出来的

这个故事分三章，每一章对应一类不同的创业者。理解苏州，必须从最不性感的那一章读起。

80年代的苏南，遍地是乡镇企业。它们不是技术公司，也谈不上什么商业模式创新，只不过是一群农民出身的生意人，嗅到了改革开放释放出的制造业机遇，办起了工厂。纺织、电缆、五金、建材，什么赚钱做什么。邓小平后来称之为“异军突起”，带着一种长者对意外惊喜的欣慰。学界称之为“苏南模式”，赋予了它学术上的正名。对于当事人来说，那不过是在贫困与机遇之间拼命奔跑。

亨通光电创始人崔根良，是第一代人的典型。通信兵出身，退伍后靠着在多家乡镇企业充当“救火队长”积累了人脉与经验，90年代初嗅到光纤行业的商机。他既没有资金，也没有技术，但他有一种在困境中借力的本能。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全球光通信行业一片哀嚎，大量设备和工厂以白菜价出售。崔根良逆势出手，收购设备，网罗人才，用别人的恐慌换来自己的技术底座。今天，亨通光电的海底光缆累计铺设逾13万公里，横贯太平洋与大西洋海底，是全球跨洋通信的基础设施之一。

崔根良不懂英语，没有留过学，也没有在跨国公司任过职。他的创业逻辑是本土的、直觉的、机会主义的。苏州给了他的，不是什么特别的政策红利，而是一片工业文化的土壤，一个认为制造业是正经生意的地方，一个不歧视“干活的人”的城市。

这一代企业家与AI的关联，表面上看是偶然的。亨通光电做的是光缆，不是光模块，不是芯片，技术层级与AI算力中心里的精密器件相差甚远。但当AI时代来临，数据中心需要越来越多的高速光纤互联，亨通积累三十年的光缆制造能力，忽然变成了算力基础设施不可缺少的一环。这不是运气，这是工业深度的自然延伸。

第二章：新加坡送来的礼物

1994年，苏州城东一片水塘和农田之间，开始动工建设一个工业园区。它的联合开发方是新加坡政府。

这在当时是一件大事。邓小平南巡讲话刚过两年，中国各地正以各自的方式诠释“改革开放”的含义，大量工业园区如雨后春笋般冒出，质量参差不齐。苏州工业园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认真的程度，认真到有些令当地官员不舒服。新加坡带来的，不只是资本和项目，还有一整套行政哲学：先规划后建设，地下管网先于地上楼宇；政府服务企业，而不是管理企业；审批流程可预期，而非可谈判。

负责移交这套经验的，是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本人。他曾在一次会议上说，如果苏州有一天能做得比新加坡更好，他长眠地下也会脱帽致敬。这句话听起来像是客套，多年后被历史证明是预言。苏州工业园区如今在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考评中已连续多年排名第一，其GDP规模相当于苏州老城区三个主城区GDP的总和左右，每天创造逾10亿元的经济产值。

但园区对苏州最持久的贡献，不在于那些可以量化的经济指标，而在于它带来的产业生态和人才结构。三星在苏州设厂，带来了精密电子制造的工艺标准；友达光电进驻，带来了面板产业链的配套体系；数十家跨国电子厂商陆续落地，把苏州变成了全球电子供应链的一个关键节点。更重要的是，这些公司训练了几十万名工程师和技术工人，他们后来的去向，构成了苏州科创生态系统真正的人才底座。

没有这个底座，第三章便无从写起。

第三章：外来者的城市

第三代主角最难以归类。他们不是本地人，大多连江苏人都不是。他们来自四川、吉林、山东，或者从硅谷直接飞回。他们在选择苏州之前，几乎都考察过更多城市；在决定留下之前，几乎都有过犹豫。他们选择苏州，与其说是被某种特殊的政策优惠打动，不如说是在比较之后，认为这里的土壤适合他们想做的事情。

刘圣，旭创科技的创始人，是这一代人中最具代表性的故事。他生于四川，本科就读清华，硕士毕业于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博士学位来自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随后他在硅谷工作了多年：美国朗迅、Pine Photonics Communications、Opnext……几乎走遍了光电行业的核心企业，长期从事产品研发管理。2007年，苏州国际科技园的招商团队找到了他。苏州旭创于2008年在工业园区注册成立，初始投资仅200万美元。

创业团队的构成本身就是一份简历。董事长龚行宪是美籍华人，在硅谷创办并出售过多家公司。研发副总王祥忠，中科大博士、UC Santa Cruz博士后，在硅谷有九年以上的研发团队管理经验。CTO李伟龙，台湾清华本科、美国UIUC博士，曾是多家硅谷光电企业的核心技术人员。这支团队，在任何一个全球主要科技城市都可以创业。他们选择了苏州工业园区。

2011年，旭创进入谷歌供应链，成为第一家通过谷歌40G光模块认证的国内厂商。2014年，谷歌向旭创投资3800万美元，这是谷歌资本在中国市场的第一笔直接投资，当时引发轰动。这笔钱本是为在纳斯达克上市铺路的，计划后来未能实现。但它证明了一件事：这支扎根苏州的团队，已经具备了在全球顶尖科技公司面前自证实力的能力。

盛科通信的故事，同样是一个外来者在苏州落脚的样本。创始人孙剑勇，清华毕业，1994年赴美留学，先后在思科担任Catalyst系列以太网路由交换机专用芯片的主任设计师，后在Greenfield网络技术公司任经理和总监。2004年，他带着多项专利技术回国，志在建立一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性能交换芯片公司。

他没有直接奔苏州而来。他走访了北京、上海、深圳、广州，与各地政府、投资机构反复接触，权衡比较。最终让他选择苏州的，是一个他起初认为不可能的因素：苏州本地有大量优秀工程师因为各种原因选择回乡，形成了一种他称之为"回乡团文化"的氛围。更具决定性的，是元禾投资，苏州当地的国资投资机构在判断了交换芯片行业的未来趋势后，毫不犹豫地为盛科网络投入了100万美元启动资金。

天孚通信的故事，则代表了另一条路径。创始人邹支农，吉林四平人，最初是鼓风机厂的工程师。2001年他来到苏州，从IT行业做起，在苏州工业园区的土壤里一步步摸索。2005年，他与合伙人创办了天孚通信的前身，专注光通信无源器件这一极度细分的赛道。

这不是一个令人热血沸腾的赛道。但邹支农在这条窄路上走了二十年，直到AI时代来临，CPO技术崛起，天孚通信作为这一技术路线的核心器件供应商，忽然成为资本市场最炙手可热的标的之一。公司市值突破2900亿元，成为十倍牛股。邹支农的家族财富按最新胡润榜估算已达580亿元。

为什么是苏州

这三代创业者，来路各异，但选择苏州的逻辑，在某种程度上是相通的。苏州给了他们一样最难得的东西：一套不需要从零建起的制造业生态。

苏州拥有34个工业大类、170个中类、514个小类，据说是全球工业体系最完备的城市之一。在苏州高新区创业的一位半导体企业家曾描述过这种感受：“如果你需要一个陶瓷封装基板，或者一张高阶PCB板，甚至是一个极其细微的测试探针，你不需要出省，甚至不需要出市，开车半小时就能找到全球顶尖的供应商。”这种近距离、高黏性的供应链，在AI时代变成了无可替代的竞争优势。

苏州的产业土壤还有一个不那么显眼但同样重要的特质：它不歧视外来者。北京的创业圈有隐形的“圈子文化”，上海对非本地创业者有时显露出某种矜持，深圳虽然包容，但其科创生态较多依附于腾讯、华为的产业溢出。苏州没有这些包袱。它的城市认同更多建立在制造业本身，而非某种特定的精英出身。一个来自吉林的工程师、一个四川的海归博士、一个从思科辞职回来的清华校友，在苏州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数字与疑虑

苏州AI算力集群的财务数字，在任何标准下都称得上异常。

中际旭创2026年一季度毛利率46%，净利率32%，前者是软件公司才能稳守的区间，后者在全球硬件制造业中几乎找不到先例。其800G光模块全球出货占比超过40%，1.6T光模块市占率估计在50%至70%之间。七家券商对中际旭创发布了超过1000元的目标价，今天，这个目标价已是现实。

这些数字令人兴奋，也令人不安。硬件行业的历史写满了因为过度乐观而付出代价的故事。

AI资本开支是周期性的，中际旭创逾90%的收入来自海外，主要来自北美超大规模云厂商，这种集中度在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的背景下是显而易见的隐患。光模块目前在美国关税豁免清单之内，但这一豁免的延续并无制度保障。1000元的股价意味着市场已经对未来数年的增长充分定价，而充分定价向来是一切风险的起点。

一个悖论

苏州AI基础设施集群存在一个讽刺，既非其鼓吹者、也非其批评者曾充分正视：这些公司90%以上的收入来自海外，主要客户正是谷歌、亚马逊和微软，也就是美国AI工业体系的建造者。

苏州的制造商，事实上是美国AI产业链的分包商。它们的繁荣，依赖于美国科技巨头不断加码的资本开支；它们的脆弱，也与这同一根线绑在一起。

我国的产业规划者们长期以来有一个梦想：从组装别人产品的位置，爬升至掌握其内部技术的位置。在光学器件领域，苏州已经做到了，这不是通过举国体制下的集中攻关，而是通过一系列微小决定的积累：一个选择苏州而非上海的归国工程师，一家开出早期支票的国资基金，一条让产品迭代比任何地方都快的供应链，以及三十年来一代又一代制造业从业者留下的技术沉淀。

结语

1000元，这个数字今天出现在中际旭创的股价页面上，像一个里程碑，也像一个问号。A股历史上达到这一门槛的公司，有的是贵州茅台那样的百年品牌，有的是短暂疯狂后归于沉寂的概念泡沫。中际旭创属于哪一类，市场尚未裁决。

但无论裁决如何，有一件事已经确定：一座没有顶尖高校、没有改革先锋光环、没有金融中心地位的工业城市，用三十年的时间，把制造业做成了AI时代最稀缺的资产。

苏州以其闻名于世的古典美学，历来推崇含蓄胜于炫耀，推崇对形式的耐心培育胜于对意志的骤然施加。拙政园的设计哲学，是以迂回创造意境，以留白制造张力，让观者在不经意间发现深处的景致。这座城市的技术集群，事实证明，有着同样的气质。

它没有在某一个戏剧性的时刻宣告自己的到来。它只是一直在那里，安静地做着制造业，安静地积累，安静地等待——等待一张股价截图，把它三十年的沉淀打成光，照亮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