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最新访谈：AI资本开支仍是一场危险的战争 沃什是好选择

编译整理：BitpushNews

95岁的沃伦·巴菲特，正在重新安排自己留下的一切。

这一次，他谈的不只是股票，也不只是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接班问题。在接受CNBC 主播 Becky Quick 专访时，巴菲特系统解释了三个足以影响未来数十年的决定：

• 他将不再把年度股票捐赠交给盖茨基金会，而是把绝大部分财富交给三个子女负责分配；

• 他计划最迟在2034年底前处置完自己持有的伯克希尔股份；

• 与此同时，他承认，伯克希尔超过310亿美元的Alphabet投资，最初是由他本人发起。

从慈善、友谊到人工智能，从苹果、谷歌到美联储和市场投机，这场访谈几乎是巴菲特对自己财富、事业与人生的一次阶段性总结。

不再捐给盖茨基金会，但并不等于否定比尔·盖茨

外界最关注的问题，是巴菲特为何在持续捐赠近20年后，首次把盖茨基金会排除在年度捐赠名单之外。

尤其是在比尔·盖茨与杰弗里·爱泼斯坦交往的更多材料公开后，这一决定很容易被理解为巴菲特与盖茨“决裂”。

但巴菲特给出的回答，比这种简单叙事复杂得多。

他表示，自己从2026年1月以来阅读了大量有关盖茨与爱泼斯坦的材料，包括盖茨在国会宣誓作证时的陈述和质询记录。在他看来，盖茨的一些选择确实“令人不快”，盖茨本人也承认犯过错误。

但巴菲特并没有因此对这位老朋友作出道德上的彻底否定。

他说，自己一生中也曾经聘错人、看错朋友，后来才发现对方并不像自己原先想象的那样。一个人不可能在所有识人决定上都保持百分之百正确，优秀的人也不意味着从未作出错误选择。

他的核心判断是：盖茨确实犯了错，但他没有从现有材料中发现任何超出自己能够理解、甚至能够想象自己也可能犯下的错误。盖茨最终也结束了与爱泼斯坦的关系。

换句话说，巴菲特停止捐赠，并不是把盖茨定义成一个不可原谅的人。

两人的私人关系也没有终止。巴菲特透露，盖茨几周前曾专程到访，两人交谈了大约三个小时。盖茨已经知道巴菲特不会再向盖茨基金会捐款，对这一决定并不感到意外。巴菲特仍把两人自1991年以来的交往形容为“一段非常美好的友谊”，并强调，过去几十年里，盖茨一直是更主动安排见面、维系友谊的那个人。

巴菲特解释说，真正改变的不是他对盖茨的信任，而是他对三个子女能力的判断。

2006年决定把巨额财富交给盖茨基金会时，他认为自己的孩子还没有准备好管理如此庞大的慈善资金。那时，孩子们虽然已经成年并有了自己的家庭，但在巴菲特看来，他们仍然需要时间成长。

近20年后，情况已经不同。

他的三个子女——苏珊、霍华德和彼得——已经长期参与各自基金会的工作，积累了慈善项目、组织治理和社会问题判断方面的经验。巴菲特现在相信，他们已经能够承担分配巨额财富的责任。

与此同时，盖茨基金会本身的资源规模也早已超出当年的预期。巴菲特累计向该基金会捐赠了接近500亿美元；盖茨基金会自身拥有接近900亿美元的资产，比尔·盖茨个人仍掌握大量准备投入慈善事业的财富。

在巴菲特看来，盖茨基金会已经拥有足够强大的财务基础，他没有必要继续把自己的主要慈善资源集中在那里。

因此，这不是一个“过去信任盖茨、现在不再信任盖茨”的故事，而是一个资源配置问题：

二十年前，盖茨基金会比他的孩子更有能力处理巨额慈善资金；二十年后，他的孩子已经成长起来，而盖茨基金会也已获得足够庞大的资源。

巴菲特只是认为，轮到下一代承担责任了。

巴菲特此次给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最迟到2034年12月31日，他持有的伯克希尔股份将全部被用于慈善。

按照访谈时的股价计算，巴菲特剩余的伯克希尔股份价值约1400亿美元。此次捐赠规模约为60亿美元。若要在八年左右完成全部捐赠，即便假设伯克希尔股价不再上涨，未来平均每年的捐赠额也需要达到至少175亿美元。

巴菲特随即指出，假设伯克希尔股价长期完全不涨，本身就是一个“不现实的假设”。这也意味着，未来实际需要捐出的金额可能更高。

他之所以设定时间表，不只是因为自己的年龄。

巴菲特说，八年后，他的女儿将接近81岁，另外两个孩子也将进入老年。慈善安排面对的不仅是死亡风险，还有认知能力下降的问题。

他用一种典型的巴菲特式幽默说，人不仅要考虑还能活多久，也要考虑能否“保住自己的弹珠”——也就是保持清醒的判断力。

巴菲特已经在数年前写好遗嘱，并表示除非出现极其重要的情况，否则不会轻易修改。原因是，他能够确认自己在写下那份遗嘱时头脑清醒，而人在更高龄时作出的改变，未必同样可靠。

在他去世后，将成立一个新的慈善基金会，由三个子女共同管理。任何重大资金分配，都必须得到三个人一致同意。

这项“一致同意”规则非常关键。巴菲特希望三个人互相制衡，共同对巨额财富负责。

妻子名下的基金会获得最多资金

在新的捐赠安排中，苏珊·汤普森·巴菲特基金会获得的股份远高于另外三个家族基金会，几乎承接了过去流向盖茨基金会的大部分资金。

巴菲特说，这家基金会最接近他的第一任妻子苏珊如果仍然在世时会建立和支持的慈善体系。

两人在女性权利、公民权利等社会问题上高度一致。但在参与慈善的方式上，他们截然不同。

巴菲特形容，自己喜欢做“批发”，苏珊喜欢做“零售”。

他习惯从群体、制度和资源配置的角度看待问题；苏珊则愿意倾听每一个人的经历，把每一个受助者首先看作具体的人。

早在两人刚结婚、还没有积累多少财富时，他们就讨论过未来如何处理财富。巴菲特认为，自己更擅长让资金持续复利；而苏珊则比绝大多数人更擅长把钱真正送到有需要的人手里。

他们当时的计划是：巴菲特负责积累财富，苏珊负责把财富送出去。

后来，苏珊先于他离世，这一原始安排被彻底改变。如今，大量资金转入以她命名的基金会，某种意义上，是巴菲特在生命晚年重新完成两人年轻时未能按照原计划完成的分工。

巴菲特还表示，除了此次年度捐赠，他很可能仍会在感恩节前后向三个子女管理的基金会追加捐赠。

“我是全世界最幸运的十个人之一”

谈到为什么要捐出几乎全部财富，巴菲特没有把自己的成功完全归结为勤奋、纪律或者投资天赋。

他说，在全球80亿人中，自己可能是最幸运的十个人之一。

他幸运地活到了95岁，长期保持健康；幸运地很早就接触到自己真正热爱的领域；更幸运的是，他恰好擅长的事情，在现代美国经济体系中能够获得极其丰厚的回报。

如果他是一名出色的小提琴家，可能需要比投资更高的天赋，却未必能得到如此巨大的财富回报。如果他的父亲是一名水管工，而不是让他较早接触证券和商业世界的人，他的人生也可能完全不同。

在巴菲特看来，财富不仅来自能力，更来自出生环境、时代、制度、健康和偶然性。

随着年龄增长，他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有些人不是因为不努力而陷入困境，而是遭遇了难以想象的不幸。疾病、事故、家庭环境和出生地点，都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因此，财富对巴菲特而言，重要的不是能为自己购买什么，而是能为其他人做什么。

他说，自己从未在生活中真正亏待过自己。他不需要六栋豪宅，也不需要一艘500英尺长的游艇。金钱能够提供给他的个人消费早已达到上限，但它能够为社会创造的价值还远未达到上限。

伯克希尔310亿美元押注Alphabet：决定是巴菲特本人发起的

除了慈善安排，这场访谈中最受市场关注的另一个信息，是巴菲特亲自确认：伯克希尔对谷歌母公司Alphabet的巨额投资，是由他发起的。

外界此前普遍猜测，这笔投资可能是新任CEO格雷格·阿贝尔为伯克希尔留下的个人印记。

但巴菲特直接表示：“是我发起的。”

不过，他也强调，自己不会做阿贝尔不赞成的事，阿贝尔同样不会做他反对的事。两人几乎每天交流，而在目前的管理体系中，阿贝尔才是最终决策者。

伯克希尔从2025年第三季度开始建立Alphabet仓位，随后继续扩大投资，并通过一笔100亿美元的私人股票交易进一步增持，总投资规模超过310亿美元。

在他看来，买入一家公司的股票，与买下整家公司，本质上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

这是不是一家优秀的企业？价格是否合理？管理者是否可靠？

无法决定上市公司的分红政策，只是一项次要区别。真正重要的，是企业本身能否长期创造高回报。

巴菲特定义“好生意”：不是热门，而是长期高资本回报

巴菲特用Alphabet解释了自己最核心的选股标准。

所谓好生意，不是正在做最时髦、最性感的事情，而是能够长期获得较高资本回报，并且显著超过几乎无风险的美国国债收益率。

他以美国运通为例。普通银行的资本回报率可能为13%至14%，而美国运通能够取得30%以上的资本回报，同时并没有承担明显高于普通银行的风险。

这就是巴菲特希望找到的企业：

它们不仅现在赚钱，而且能够在很长时间里持续以高回报率运用资本。

“很长时间”至关重要。因为当较高的回报率持续作用于越来越大的资本基数时，复利会产生极其惊人的结果。

巴菲特特别提到，查理·芒格几十年来不断向他强调：一家企业不会因为从事热门行业就自动成为好企业。它必须创造真实现金，或者至少能够在很短时间内进入创造真实现金的状态。

如果企业还能把赚到的钱继续投入自身，并维持同样高的回报率，那就比只能把利润分配给股东的企业更有价值。

这套标准没有因为投资对象从可口可乐变成谷歌而改变。

变化的不是巴菲特的原则，而是他对Alphabet商业模式的理解。

承认错过谷歌是错误，但AI资本开支仍是一场危险的战争

过去，人们习惯把巴菲特定义为“不投资科技股的人”。

面对这个问题，巴菲特给出了非常直接的回答：当年没有投资谷歌，是一个错误。

但今天的谷歌，已经不再是过去那种极度轻资产的软件和广告公司。

Alphabet、微软、亚马逊以及其他人工智能竞争者，正在投入数千亿美元建设数据中心、芯片和计算基础设施。这些是真金白银，而且规模之大，即使放在铁路等传统资本密集型行业中也极为惊人。

巴菲特认为，这些公司如今参加的是一场全新的游戏。

其中一些企业甚至不是因为主动喜欢这场游戏才参加，而是因为竞争环境迫使它们必须投入。如果停止投资，它们可能会被对手取代；继续投资，又无法确保所有巨额资本都能获得理想回报。

这正是Alphabet投资中最大的未知数。

尽管如此，巴菲特仍认为，基于Alphabet过去的经营纪录，它成为赢家的概率，高于华尔街推销的90%甚至95%的投资项目。

他同时保持了明显的克制：Alphabet并不是他最喜欢的伯克希尔资产。至少还有四五家公司，在他心中的质量和吸引力高于Alphabet。

巴菲特愿意投入超过300亿美元，但并没有因为下注规模巨大，就把这家公司神化。

这也是他一贯的投资态度：可以买得很多，但不能停止怀疑。

巴菲特说，一家企业只要足够赚钱，就一定会遭到攻击。

竞争者会研究它、模仿它、降低价格，或者用一种更好的方式满足客户需求。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这家公司昨天是否优秀，而是它还能优秀多长时间。

他提到自己早年参与创办的Data Documents。这家公司抓住IBM反垄断拆分业务带来的机会，一度成为非常成功的投资，但优势最终也只维持了十几年。

IBM曾经拥有极其强大的市场地位，却同样被新技术和新商业模式改变。

巴菲特还回忆了美国零售巨头A&P。它在20世纪30年代曾强大到成为美国反垄断机构重点打击的对象，但后来，这手看起来无比强大的牌还是消失了。

因此，Alphabet过去在搜索和广告领域的巨大成功，并不能自动证明它在人工智能时代仍然会胜出。

投资者必须判断的，是它现有的客户关系、现金流、人才、数据和资本优势，能否转化为下一阶段的长期竞争力。

依然看好苹果：拥有蒂姆·库克，就像已经拥有一把名琴

谈到苹果，巴菲特仍然明确表示自己喜欢这家公司。

他尤其高度评价蒂姆·库克。在巴菲特看来，当一位能够演奏斯特拉迪瓦里名琴级别的演奏家已经坐在你面前时，没有必要再花几百年寻找另一个人。

这意味着，库克不仅是苹果的职业经理人，而是一个极为稀缺、难以替代的经营者。

巴菲特表示，自己现在对苹果的了解比多年前更多。但了解得越多，也越清楚它面对的竞争压力。

全世界最聪明的一批人，都在研究如何削弱苹果的优势，让它未来的光明程度不再像过去那样耀眼。

没有任何商业帝国能够免受攻击。

福特曾凭借垂直整合、降低成本和不断降价统治美国汽车市场。亨利·福特一度把Model T的价格降至约285美元，同时提高工人工资。但当福特在产品转型中失误后，通用汽车迅速超越了它。

查理·芒格也曾认为，凭借庞大的经销商体系和规模优势，通用汽车几乎不可能被撼动。后来的历史证明，即便是看起来坚不可摧的优势，也可能逐渐失效。

苹果也不能逃脱这条规律。

巴菲特仍然看好它，但这种看好不是“苹果永远不会失败”，而是他认为，在当前价格、竞争力和管理层条件下，苹果仍是一家极其优秀的企业。

谈到企业之间窃取商业机密的争议时，巴菲特给出了一个非常现实主义的判断。

大多数企业管理者，如果能够得到竞争对手的重要秘密，内心深处恐怕都不会拒绝。他们真正不喜欢的，是被抓住。

这并不是在为违法行为辩护，而是在说明商业竞争的本质：企业不是为了获得道德表扬而存在，它们每天都在争夺客户、利润和生存空间。

巴菲特用自己年轻时经营加油站的失败举例。

他曾经拥有一家辛克莱加油站一半的权益，隔壁是一家生意更好的菲利普斯加油站。对方每月卖出约3万加仑汽油，而他们只能卖出1.5万加仑。

读过商学院、充满信心的巴菲特当时认为，自己一定能够把竞争对手“从地球上消灭”。

几年之后，对方仍然每月卖3万加仑，他们仍然只能卖1.5万加仑，最后只能关门退出。

他由此得出的教训是：商业世界里，所有人都是动真格的。学历、聪明和信心，并不能保证你赢得客户。

对格雷格·阿贝尔“百分之百信任”，但没有十个备用接班人

巴菲特再次明确表达了对伯克希尔新任CEO格雷格·阿贝尔的支持。

他说，自己对阿贝尔有“百分之百”的信心。随着时间推移，事实越来越清楚地证明，阿贝尔就是正确的人选。

巴菲特曾经对查理·芒格和汤姆·墨菲拥有同样程度的信任，而这种信任并不常见。

他甚至坦言，自己找不到五个、十个可以放心交付伯克希尔的人，也没有准备一份包含三名候选人的备用名单。

伯克希尔董事会中的成员认同这家公司的文化和长期经营理念，可以在必要时承担下一任领导者的筛选责任。但巴菲特也承认，世界上的事情不会永远按照计划完美运行。

阿贝尔是正确选择，但阿贝尔同样也会老去。

这也是巴菲特加快捐出股份的重要背景之一。过去，长期保留巴菲特家族的投票权，可以为继任管理层提供稳定支持；现在，巴菲特愿意更快释放股份，说明他认为阿贝尔已经不再需要依赖巴菲特家族长期控制投票权来获得权威。

这既是对阿贝尔最大的信任，也是对伯克希尔制度的一次真正考验。

评价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好选择，但迟早会得罪总统

对于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巴菲特表示，自己无法预测他将采取哪些具体政策，但认为他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巴菲特强调，美联储主席可能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工作之一。

这个职位必须同时追求约2%的通胀目标和充分就业，但现实中，这两个目标并不总能同时实现。任何一项利率决定，都可能影响经济增长、就业、资产价格、住房成本和政府融资。

巴菲特认为，沃什真正在意这个国家，会尽力完成自己的职责。

在他看来，重要的并不是一个决策者能否保证每次判断都正确，而是他是否真正关心自己所承担的责任。

巴菲特相信，当年把资金交给他管理的人，并不是认为他永远不会犯错，而是相信他真正在意这些钱最终会发生什么。

他对沃什的评价也是如此：沃什未必每一次都能作出最佳决定，但他的出发点值得信任。

巴菲特还预测，未来的美国总统很可能会对沃什不满。因为总统关注下一次选举，而美联储主席不应该根据下一次选举作出决定。

当所有人都喜欢赌博，价值投资自然更难

谈到当前市场，巴菲特没有直接判断股市会在何时上涨或下跌。

他认为，投资机会的出现从来不均匀。

有时，大量机会会突然涌来，让投资者来不及行动；有时，两三年里都很难找到一个真正值得出手的项目。正常状态应该是后者：真正优秀且价格合理的资产，本来就不应该随处可见。

问题在于，人类天生喜欢赌博。

在整个金融产业中，培养赌徒往往比培养投资者更赚钱。

假如一个人在四五十年前买入伯克希尔并一直持有，证券经纪人可能只能赚取一次佣金。此后，他最正确的建议应该是：“什么都不要做。”

但一个依赖交易量、管理费和产品销售生存的行业，很难长期依靠劝客户什么都不要做来赚钱。

因此，华尔街不断讨论下一季度的利润、短期价格目标和市场热点，却很少真正研究一家企业内部能够实现怎样的资本回报率。

巴菲特认为，这种现象本末倒置。

一家企业能够赚多少钱、需要投入多少资本、这种回报能够持续多久，才是投资最重要的问题。下一季度的股价会如何波动，反而没有那么重要。

当被问及现在是否更难找到便宜资产时，巴菲特回答：当所有人都偏爱赌博时，寻找价值当然会变得更困难。

大量资金追逐短期价格变化，会推高资产价格，也会让市场参与者把“别人是否愿意以更高价格接手”，看得比资产本身能够创造多少现金更重要。

巴菲特认为，这正是投资与赌博的根本区别。

投资关注企业长期产生的现金；赌博关注下一位参与者愿意支付什么价格。

他甚至把批评延伸到了政府经营的彩票和博彩活动。

政府需要资金建设道路、学校和公共服务，但部分政府选择通过向居民出售极低期望回报的“希望”来筹钱。一些博彩产品的整体返奖率可能只有60%左右，参与者长期注定承担损失。

如果政府不通过这些方式获得收入，也许就不得不提高所得税。

巴菲特认为，这是一种带有犬儒主义色彩的做法：政府明知人们购买的主要是希望，却仍然利用这种心理获得财政收入。

其更深层的代价，是削弱公众对制度的信任。

一个社会最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就是政府和民众彼此变得越来越犬儒。当制度公开利用人的弱点赚钱时，它实际上是在告诉人们：尽管保持怀疑，因为我们就是这样运作的。

结语

真正贯穿整场谈话的，是“时间”。

巴菲特一生最擅长利用时间，让资本通过复利不断增长。

如今，他正在处理时间的另一面：人的生命、判断力和控制力都有终点。

他对财富的最终态度，可以概括为一句话：

钱不是用来证明一个人有多成功，而是用来决定，在他离开之后，还能为多少人做些什么。